我的右手心生有一黑痣，算命先生们对此说法各一，但我相信其中一种：我终生得靠这手吃饭。果不其然。
于是命中注定爬格生涯。至于怎么将字排得像模像样，活像一篇小说甚至像一首诗，而且排得让读者瞅几眼，与其说靠才气，不如说靠运气。
从80年代初起，我就靠卖文为生。那时好高骛远，爱做分行游戏，爱在劣质酒中找灵感，用过好几个花花草草的笔名。那真是个诗人的好时光！发表二三首小诗就可有滋有味地过一个月。没钱的时候，灵感还又多又好，饥饿的胃里冒的声音全是佳句。实在紧要时，肯借钱给诗人的人，那时候还有那么几个。
记得第一次稿费30元，和一个女友，跑去烫火锅，大热天，边吃边背诗。一个晚上，才6元。现在6元钱，打个水漂都不值。而现在写诗要赚6元，还真不容易，更难找到一个有钱的人，看见诗人不赶快跑的。
从小家里人多，房子小，写字常常就蹲在地上，有时趴在石头上。那时候做梦，也盼望能有一张桌子、一个属于我一人的房间。
在国外游荡的作家喜欢比谁换过多少床，有上百的，有几个大诗人近三百。我换过的桌子可能比他们的床还多：在那些不安定的年代，吃了上顿，下顿就得想办法，那时，我换过的桌子真多。那些桌子，结局皆不怎么如意。
本来我以为我会破换桌子的吉尼斯记录了。忽然，在伦敦安下家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桌子和房间，这年我已经29岁。
生活就这样，不少人羡慕我，说我有丈夫养，不愁在国外谋生之苦。我当然是睁着眼睛找丈夫，满世界男人里挑，挑得太小心过分，如挑字，惹来坏名声。挑心肠慈悲，挑有学识又非书呆子。恰好撞上他有份终生大学教职，又怜惜我和我写的字，不嫌弃我那种身世。对一般男人也不能不在乎的坏名声，他却一笑了之。在我看来，是老天可怜我，唯一的一次，好运的光环罩在了我头上。
总觉得书桌得之不易，更何况我从来都不肯做一个寄生虫，不过我唯一会做的事只是写字。每日必坐在桌前，窗外有三棵老树，常有奇怪的鸟光顾，想以特殊的吟唱引起我的注意，这时流泻在手下的字会禁不住跳动。有时，月亮在白日就出现，书房音乐已经一周不变地重复一个曲子，我穿睡衣睡裤，葡萄酒快喝到瓶底，我就知道天快亮。
书桌上必然有一个镜子，我看着自己的眼睛，故事中已经淡掉的图像，还在里面走马灯似的打圈。第二日醒来，重看一行行字，有时发现有狡诈的灵魂附在字上，我只是在记录。更多时候，则明白是魔鬼在背后盯着我，让我尽写废话，只得赶快烧之。
因此，我必须与魔鬼交战，这是我写作的苦恼，只好尽量不去参加应酬聚会，尽量不去旅游。逛商店嘛，实在熬不住去一趟。明白自己写下的，很少会让自己满意，就只能将勤补拙，多写多扔。我用写字沉重的手，不时作出一个自己懂的姿势。我可以自豪，我是在一个陌生国度靠写汉字养活自己。
有两个地方我喜欢去，旧书店和新书店。站在那儿，上下左右扫一眼，做一个作家的渺小一清二楚。再伟大的作家，写作只不过是为旧书店提供货源。这恐怕是治疗写作心理障碍的一剂良方。
在写作的路上走得越远，越是朋友稀少。我家附近一带，有不少荒原，据说有狐鬼出没。我的确看见过一只漂亮的红狐，经常在我的花园里一闪即逝，这个雨水淅沥的城市，的确有一股森森鬼气。
她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。那儿，一切和这里不同，那些鬼怪实际上都是与这个世界相处不了的人。他们彼此性情相似，不必用人造的装饰包裹起来，一人拥有一个小小的岛。
我划舟访问他们，沙滩便是纸，足迹就是文字。
我终日期待红狐再来，我将尾随她，同时，带去我不在世上和尚存世上的亲友，这时，我搁在阁楼上的帐篷真的就可以有用了，据说明书介绍，这种帐篷一吹就会变大三倍，三，正好是我的好运数字，里面大到足够放上书桌。（摘自《我愿意这样生活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。本文作者虹影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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